母亲掐死孩子、父亲狠砍女儿……近期，精神病人弑亲行凶的人伦惨剧频繁发生。据统计，广州有超过10万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相关的保障仍然十分不完善，一部分精神病人，特别是外来人口精神病人仍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一幕幕悲剧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谁该对精神病人的监管和治疗负责？而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群体？

　　个案：兄长发病32年弟独木难支

　　老添（化名）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生活：下班赶回家给母亲做饭，晚上9点后去哥哥的住处照料。老添的哥哥和母亲都有精神分裂症状，1993年父亲去世后，老添独自照顾两个家人。哥哥18岁就开始发病，有时发起病来家人也照打，老添常半夜被哥哥赶到街上。住房条件改善后，老添就让哥哥单独住。每天晚上，老添都要到哥哥的住处监督他服药。哥哥吃的药是120元/盒，本来应该一天吃两次，老添支撑不起费用，改成一天一次。吃完药，他还要帮哥哥洗干净锅碗，把脏衣服带回家洗。

　　今年40多岁的老添依然单身，每天生活得提心吊胆，老添对交女朋友也看得淡了，总是想着等哥哥病情好转再说。一年年拖下来，哥哥步入50，脾气没那么暴躁了，老添自己也老了。

　　老添已经不记得多少次把哥哥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最近一次住了3年，去年年底才接回来的。住精神病院很贵，一个月一万多。在不住院的日子里，哥哥天天出去逛，老添上班管不了他，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

　　同住在共和西的80岁的万姨，3年前被老添的哥哥无端打过一巴掌，现在看到他，心里仍发怵。其他的老人家，在小区散步都很警惕。共和西居委会主任陈有琼说，每次接到投诉她都立即联系老添，也安抚过街坊情绪，告诉街坊尽量避免跟患者有正面接触，有情况及时反映。但是居委毕竟不是医生，她希望社区的医院能定期跟踪治疗。

　　这也是老添的心愿。不过，这么多年并没有哪个医生跟踪过哥哥的病情，老添很郁闷，残疾人有人照顾，有人帮忙安排工作，但是精神残疾就没有人管，大家见了都躲得远远的。老添说，“精神患者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单靠我自己，真出了什么事，我也负责不了。”

　　精神分裂症发作一般有先兆

　　一旦自己身边的亲人出现一些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异常行为，就要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进行一定的检查和治疗，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显然不太可能强求政府能够一步到位对每一个精神病患者进行有效的监管，在采访中，多位精神病科专家都表示，对于精神病人的关心，不光要靠社会，更重要的是要靠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家人以及社会大众的宽容。

　　广州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龚梅恩说，长期以来人们对精神病患者往往采取恐惧或歧视的态度，实际上，精神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通过吃药也能治疗和控制。

　　“精神分裂症的发作不是突然的，一般都是有先兆的。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蛛丝马迹，及时治疗就可以避免病情恶化。”龚医生说，在发病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性格会有所改变。例如变得沉默寡言，不修边幅，敏感多疑等。

　　妄想是该病常见的一种症状，其中被害妄想和关系妄想最为常见。病人总觉得有某人或某团体会打击、迫害自己，或者总觉得大家都在议论自己。甚至觉得电视、报纸上的报道都在说自己。

　　幻听也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状，患者总是听到有人在他旁边说话，甚至命令自己去做某事。龚医生强调，一旦病人出现命令幻听，常常会引发暴力行为，家人应该多加留意。

　　对于病愈出院的精神病患者，家属一定要密切留意病人病情的变化情况，按照医嘱监督其吃药，坚持吃药至少可减少10倍的复发率。

　　“精神病人也是人，没有必要太特殊地对待”，龚医生说，家属不要事事都包办，这样会让患者丧失社会功能，变得孤僻，退缩。不过，精神病人在重新融入社会参加工作时，最好避免从事离家太远，太艰苦的职业，以免缺乏家属的照顾导致疾病的复发。

　　两成重型精神病患很暴力

　　每年，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司法鉴定所接手的重型精神病案例有500例左右，其中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就有100例。

　　“目前，包括外来人口在内，广州应有10万人患有精神病，而且患病人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广州市去年启动的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虽然目前仍然未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据广州市脑科医院院长赵振环推算，广州的精神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其中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占到重型精神病人数的20%.这一数据比1993年全国的精神病普查中，城区的精神病患病率为0.818%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赵振环介绍，在精神病患者中，能得到有效治疗的患者还不到60 %.而就算是得到了有效的治疗，除了20%-25%的精神病人可以恢复健康，34%的病人病情反复外，剩余40%左右的病人则会成为精神残疾，因病致穷，变成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每年，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司法鉴定所接手的重型精神病案例有50 0例左右，其中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就有100例。公安部门在去年成立了安康医院，专门收治经过鉴定的犯刑事案件的重型精神病患者，但更多具有暴力倾向的患者仍然隐藏在民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导致血案发生。

　　外来精神病患陷管理真空

　　脑科医院每天有300人入院治疗，外来人口占到了10%.病人出院后，医院就基本上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如此庞大的群体，对他们的监控历来都是一件棘手的事。

　　据了解，广州市目前采取报告卡的方式来监控广州市户籍的精神病人。病人入院时会填写一张报告卡，出院时将报告卡带回社区。理想的状况是，社区有一名兼职医生可以定时上门监察病情。但是，对于刚刚开始步入转型期的社区医疗来说，并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今年3月，脑科医院开始培训来自社区的医生，计划在2年的时间里，培训出500名精神科的全科医生，做到每个社区至少有一到两名精神科医生，为居住在社区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但是，赵振环强调，社区里的精神科医生都是兼职的，由于没有物质保障，很难硬性要求这些医生抽出时间来做精神病人家访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将更多是凭热情”。

　　去年年底，广州市在12个区县设立了精神科免费门诊，按照标准，每人每月可领取50元的基本药物。但这些免费救治只限于广州市户籍居民中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对象、本市城镇居民中低收入困难家庭中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非享受公费家属统筹医疗的人员以及城镇居民中退休人员供养的人员。对于那些未达到低保标准而又生活困难的家庭，日常的药物只能靠全家人的节衣缩食来保证。

　　记者采访中还发现，由于精神科医生的缺乏，海珠、花都的免费门诊至今仍无法开展运作。

　　更为庞大而危险的群体来自于外来人口。广州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惨案中，相当一部分是外来人口的精神病患所为。然而，大多数的外来人口陷入了管理真空。赵振环说，脑科医院每天有300人入院治疗，外来人口占到了10%.病人出院后，医院就基本上和他们失去了联系。